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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斋漫语

第三章 往事如烟第二节 陇右枭雄鲁大昌

有幸与定西市委秘书长郑红伟夫妇相聚,斋谈间言称其亲属某家保存有鲁大昌照片,便直言索求。红伟伉俪不负忘年之托,不久便以鲁大昌半身戎装照相赠,在我乡的地方史上,鲁大昌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我童年的一段时间,鲁大昌及其眷属仍在岷县驻地,但我却未睹其人。此幅着将官装的照片,是1938年任八战区东路总指挥时所拍,作为历史人物资料,十分珍贵。也正是这张照片,激发起追寻鲁大昌往事的冲动,于是便辑览史料,因而才有此拙文成稿。

鲁大昌简介

鲁大昌,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9),字嵩龄,号积石山人,临夏黄泥湾鲁家村人,自幼丧母,由其舅母代养,7岁后,转由其祖父代养,曾入私塾读书,其后,便走上自我谋生的道路。摆过地摊,挑过货郎担,也当过车马脚夫。光绪末年,往青海循化,投循化参将罗开福部当兵。宣统二年(1910),攻打陕西乾州(今乾县)的战斗中因作战勇敢,得罗开福赏识,安排为贴身护兵。民国四年(1915),罗开福离职返湖南,鲁大昌随行,罗推荐其往湖北督军王占元部任连长。民国十年(1921)返回甘肃,投宋有才部任哨官兼帮带。民国十一年(1922)升任步兵一团三营营长,民国十六年(1927)升任团长。

民国十五年(1926),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与陇南镇守使孔繁锦联合攻击驻防定西一带的国民军(又称西北军),进攻失利,战情危急,遂向驻守临洮的宋有才部求援。宋命鲁大昌带两连兵力驰援阿干镇,所部疾行达关山,击退设防驻守的国民军,迅速抢占狗娃山顶。继而国民军出动一营兵力反攻,鲁大昌率部短兵相接,白刃格斗,数次击退国民军。关山之战,使鲁大昌声名大震。后调往陕西安康,被李宗仁部缴械。鲁大昌只身奔走滬、宁间,以图东山再起。利用何成浚等人从中周旋,蒋介石授其以“甘肃讨逆军第二路司令”衔。经由四川还陇,在万县晋见吴佩孚,吴又授其“甘肃自治军总司令”。由陇南入洮岷,勾结衙役,驱逐临潭、岷县县长,乘机截取两县解省巨款。相继收抚岷、漳诸县股匪,又缴获郭安学部步枪200多枝,迫击炮及机关枪数门(挺),解除雷中田余部武装,实力急剧增大。至民国二十年(1931),已占据岷县、临潭、漳县、陇西、洮沙(今属临洮县)、临洮、渭源、西固(今舟曲县)、武都、文县、西和、礼县、甘谷等14县,拥兵万余,割据一方。

民国二十年(1931),国民政府军政部给鲁部以新编陆军第十四师番号,鲁任师长。民国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1935、1936),鲁大昌两度阻击长征红军;民国二十六年(1937),制造卓尼事变。十四师改编为165师不久,改派王治歧任师长。自此,鲁大昌失去实际军权。抗日战争期间,鲁大昌任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民国三十七年(1948),被选为国大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会期9天的甘肃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50年10月1日召开,除选举产生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和3名副主席之外,还选出鲁大昌等31名省政府委员。鲁大昌是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后来因卓尼事变被杨复兴家族控告,1957年后,鲁大昌被羁押,因病保外就医,1962年10月1日,病逝于兰州。鲁大昌的入狱实际与阻击红军无关。

鲁大昌在岷县十四师的组建

乘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发动反蒋战争之机,鲁大昌取得“甘肃讨逆军第二路司令”的头衔后,于民国十九年(1930)3月某日,只身潜入岷县,通过帮会关系,与在警察队供职的原三班头目苏自新等串通,策动警察变乱,驱赶了由国民军委派的县长耿雅轩(曾任国民军军法处长),并截获耿逃离时所携7万大洋。鲁大昌在万盛宫(现百货公司所在地)设立临时司令部,全力收编散兵游勇和四方股匪,先有苟正之、杜友华、王大旗来投,继而收编在岷漳二县流动打劫的长忠和景平娃匪部,其后又收编了何处所部一个团和史鼎新所部两个营,势力急剧壮大。一年内便控制了陇中及陇南14县,摊派赋税钱粮,实力日趋雄厚。

民国二十一年(1932),国民政府军政部潼关行辕授予鲁大昌部“新编陆军第十四师”番号,正式委任鲁大昌为十四师师长,司令部驻岷县。其编制为:

师长:鲁大昌;副师长:俞方皋;参谋长:史鼎新。

师部内设八大处。即参谋处、军需处、军法处、副官处、军机处、秘书处、政训处和驻兰办事处。1992年,维修原十四师司令部某建筑时,民工偶然发现当年十四师司令部的簿册和信件,其中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4月9日十四师驻西安通讯处主任写给鲁大昌汇报工作的亲笔信,所用为印制的西安通讯处公文封。可见十四师司令部于八大处之外,另设有驻西安通讯处。十四师下辖三个步兵旅,每旅辖两个团,外加特务团,总体编制为一师三旅共七个团。总兵力达1.2万人以上。

修建司令部及鲁公馆

民国二十一年(1932),鲁大昌大兴土木,在三官庙和老君庙旧址(今县人大、县委所在地)修建十四师司令部和鲁公馆,所用木料伐自现西寨乡境内。司令部和公馆联为一体,有两檐二架柱式三开间大门、过道、门楼,建有“丌”字形及“一”字形楼房两座,一称蝴蝶楼,一称九间楼。又建歇山顶回廊式五楹议事厅,俗称“卧虎厅”。另建瓦平房,为师部附属机构用房。鲁大昌有一妻四妾,夫人和三姨太多住临洮,二、四、五姨太常住公馆,五姨太为藏家女。司令部及公馆为园林式建筑群,后花园堆垒假山,上植树木,建小亭,周边广植松柏,幽径布奇石,既宏阔幽深而又精巧典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蝴蝶楼先为县委办公楼,现为县人大办公楼,保存完好。九间楼先后为县总工会、共青团及妇联办公楼,也用做职工宿舍,2001年毁于火灾。议事厅长期为县委“厅子会议室”,现被完整保留。

鲁大昌驻岷期间重视绿化,在二郎山、窵桥头(今人民桥)和中山公园一带,广植杨、柳,至1949年皆已成林,为庙会及休闲创造了遮荫环境。

广置产业

鲁大昌在岷县境内广置产业,在县城东郊及其他地段拥田数百亩,由农民及农工租种。民国二十四年(1935),《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沿蜀陇道长途采访,8月12日抵达岷县,驻访达4日,其后在《大公报》的专栏文章中称:“出东门一望,秋稼如云者,某师长的农作物也。”其文在地方人士中广为传诵。鲁大昌在火烧沟办牧场,牧养牛、马、羊、猪大小牲畜数百头(匹),在城东修建油房、水磨。还开设木厂、皮革厂及枪械所,支持宁羌人毛武超兴办的中和火柴公司,招股大洋15万,发行地方纸币20多万元,毛、鲁从中获利。

两次阻截中国工农红军

民国二十四年(1935)和二十五年(1936)鲁大昌奉命两次阻击长征过境红军,发生了腊子口阻击战、二郎山及围城战斗。

民国二十四年(1935)9月上旬,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电令十四师迅速进驻腊子口构筑工事固守,并相机截击红军。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抵达腊子口前,鲁大昌派朱显荣所部第六团进驻腊子口,并令驻武都等地的第一旅旅长梁应奎率部向腊子口开进,全权指挥腊子口阻击战。此间,在县城驻防的十四师余部奉命撤至临潭县,岷县的防务交由十二师唐淮源部负责。

9月17日,红军逼近腊子口,18日晨在腊子口外击溃朱显荣部,朱显荣弃职逃匿。午后,红四团在政委杨尚昆和团长王开湘的指挥下,采取正面配合,派精锐攀山壁越险攻其侧背,一举突破天险腊子口,梁应奎所指挥的鲁军全线溃败。腊子口阻击战,以鲁军的失败告终。

民国二十五年(1936)8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再次突破腊子口,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制订的《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在岷县、临潭、西固(舟曲)诸县迅速展开。

大军压境,鲁大昌丢失了所有外围阵地,被包围在岷县城及二郎山据点。从8月10日起,以红30军程世才、李先念部为主力,红军发起二郎山及围城攻坚战,连续5昼夜的突击未能达到占山夺城的目标,遂改变方略,变攻占为围困。10月2日夜,红军撤围,4日,二、四方面军开离岷县,继续北进。二郎山及围城之战延续53天,攻围双方付出了重大牺牲。(见另文)

《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对岷县的作战目标是“攻击占领之”,党中央的电令也是“尽可能地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之所以未达攻占目标,确实是因为鲁大昌的死守。作为杂牌军,鲁大昌走投无路,如其撤退,蒋介石必然问罪;如其被红军彻底击溃,蒋介石必然会撤销十四师的番号,达到借红军之手消灭异己的目的。鲁大昌权衡利弊,采取死守实在是绝境之一途。尽管如此,红军撤离后蒋介石依然用嘉奖晋升的手段,削夺了鲁大昌的实际军权。将十四师改编为165师,继而又委派王治歧为师长,鲁大昌先被委任新编第二军军长的虚名,继而又委任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至此,鲁大昌除着将官装之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

165师开赴抗日前方,民国三十年(1941)参加了晋南中条山战役,以极为惨重的牺牲,谱写了甘肃地方武装的光辉篇章。

制造博峪事变

博峪事变又称卓尼事变。鲁大昌的实力壮大后,以岷县为中心,势力范围东至甘谷,南抵文县,西到临潭,北达洮沙(现属临洮县)。在洮岷地区,惟卓尼为洮岷路保安司令19世土司杨积庆辖地,鲁大昌觊觎已久,尽管其图谋在岷县扎根时,曾得杨积庆的资助,但仍然视杨为异己,必欲剪除而后快。

民国二十四年(1935)9月,鲁大昌命杨积庆的藏军从背后堵截红军,配合十四师将红一方面军的先遣队消灭在腊子口,杨积庆暗中与红军联系,帮助红军,沿线藏军让开红军的行进路线,并密令迭部崔古仓部属悄然撤离,变相将粮仓献给红军,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为红军突破腊子口做出了贡献。鲁大昌以私通红军的罪名密谋倒杨,利用其内部矛盾,事先勾接杨积庆手下的团长姬从周和书记方秉义为内应,策划事变。

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17日,鲁大昌派兵进驻临潭新堡,威胁卓尼。7月27日,派特务团长窦得海串通方秉义等带领便衣40余人,潜入博峪与姬从周部会合,围攻杨积庆在博峪的司令部即土司衙门,枪声响起,杨迅速逃出,躲入山神林附近水磨房,姬从周领兵至水磨房附近,杨误认为是自己部下带人保护,便出面招呼,当即被姬部乱石击毙。事变中,杨积庆及长子杨琨夫妇共7人遇害。出逃时,杨积庆急忙将小儿班玛旺秀推向炕角,后被传令兵“麻利娃”乘乱背出,躲藏丛林间,继而转送禅定寺,幸免遇难。事发当天,土司府常宪(相当于委员之类)赵希晋等赶赴禅定寺,发出夹鸡毛急件,所辖藏区头人纷纷派门兵向禅定寺集中,夺回博峪,姬从周被击毙,方秉义逃往岷县,藏兵继续集结,声言要进攻岷县。

面对危局,甘肃省政府委派具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和甘肃省党部常委身份的省政府委员田崑山就地查办。田崑山承诺由幸免遇难的小儿班玛旺秀继任洮岷路保安司令。后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正式任命,并为班玛旺秀起名杨复兴。但惩办凶手等项却不了了之。于是,年仅8岁的杨复兴也沿袭旧制,成为第20代卓尼土司。1950年,杨复兴果断宣布废除卓尼土司制度。卓尼土司制度始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一世土司些地因军功被授予正千户、世袭指挥佥事及武德将军,承袭20代,共532年。

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烈士;在卓尼县城修建的“杨积庆烈士纪念馆”被确定为该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感动甘肃人物”的全民评选活动中,杨积庆等60人入选。

鲁大昌关注教育事例

终身从事小学教育的王玑先生,既是岷县最早接受学校教育的地方人士,也是首批从事学校教育的本籍教师。生前曾向子女讲述过鲁大昌关注地方教育的事例,并保存有一幅《岷县小学毕业会考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考毕业典礼》的老照片。该照片摄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元月19日,照片上有王玑等会考委员、地方绅士及毕业生共63人在座,亲临典礼集会的鲁大昌军装严整,居中就位。

据王玑先生谈,鲁大昌曾多次前往岷县第一高等小学会见师生,激励师生专心从教,认真求学。在这次典礼集会上,鲁大昌畅谈从小行乞集资,最终兴办起三所义学的武训,鼓励在场老师学习武训精神,还当场诵读褒扬这位清末民办教育家的颂语。在随后的日子里,王玑先生经常向子女们复诵。其女王淑君至今还能背诵这段70多年前出于鲁大昌之口的颂语:

“古今多少奇男子,最难得山东唐邑(唐邑县即今山东冠县—笔者按)姓武人。武先生单名为训,兄弟早亡,父母又不存,饥寒交迫难度日,沿门托钵受苦辛!逢朔望,进塾门,遇见老师能尽职,打躬屈膝谢辛勤;遇见学生不好学,跪地劝诫泪潸潸……”

据称,吟诵中鲁大昌动真情,竟至声泪俱下。这恐怕与其少年时代丧失受教育机会的遭遇有关。或许,这也是雄踞一方的鲁大昌之所以关注地方教育的内在原因。

鲁大昌的文化气息

鲁大昌粗而不俗,武而不莽,有人蔑其“附庸风雅”,即便如此,也是有可附庸且附庸有成之人。看来,这种风雅不是人人有机会、有资格去“附庸”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即在取得十四师番号的第二年,鲁大昌便在岷县组建“兴中”秦剧社,特聘西安“易俗社”名角郗德育(麻子红)、文汉臣、郜守忠等参加兴中社演出,并亲率兴中社诸角赴兰州演出,轰动省城。十四师驻岷期间,岷县的秦剧演出水平很高,剧社迭起,名角辈出,其兴盛状况堪比关中。原有的“全盛班”改建“玉盛社”。中兴社之后又出现了“新民社”、“警钟社”(俗称“娃娃班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组建共和剧团,继建“五四”剧团。20世纪50年代,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岷县秦剧团的名角群体先后充实了武都地区、天水地区、定西地区和甘肃省秦剧团,岷县境内的秦剧社团反而衰落。牺牲小我而成全大家。1960年前后,岷县剧团的头把板胡李国民先生将自己的处境写在墙上:“岷县剧团没戏唱,大街小巷闲游逛,家中缺衣又短粮。”从某种意义来讲,岷县是甘肃秦剧的重要戏源地。鲁大昌功不可没。

鲁大昌喜好书画,书法以柳体见长,楷、行兼工,在所收藏书画珍品的大量个人题跋中,尽显书法风采。1936年,得明清之际巩昌府大家王了望(原名予望)书法珍品三卷,珍爱之余,竟作一整幅题跋,行书流利而又潇洒,署“积石山房主人”(题跋中,将“丙子”笔误为“庚子”),钤篆体收藏专章两方。鲁大昌也能作画,所画骏马图笔法大家,像模像样。1941年,张大千偕夫人及孩子入甘,长期住在兰州吴家园鲁大昌的私宅,其间鲁大昌曾与张大千合作画了一幅骏马图,鲁画马,张大千补景。1946年,临潭西道堂举办“教主归真四旬纪念”,鲁大昌手书自撰挽词,于3月22日寄献西道堂。词曰:“君性敏慧,博通天经;兴办学校,惠及教门;扶助桑梓,共仰典型。”亦可看出书法功底。

鲁大昌是一位收藏大家。1949年9月,岷县党政军联合起义,起义当局代表旧政府把包括原十四师司令部在内的全部财产及文档移交给新政权,其中就有一大批鲁大昌收藏的书画。这批书画一直由岷县文化馆收藏,现由县博物馆收藏。2009年6月,张润平结束岷县博物馆长任职时,将这批书画造册移交,总数为420副,共670幅,可谓洋洋大观。

藏品中有唐寅、文征明、高其佩、吴镇、董邦达、唐琏、郑板桥等明清大家手画,也有张美如、何绍基、吴大澂、张季繇、林则徐、冷文维、安维俊、康有为等人的书法力作;既有张大千、齐白石等名流的画作,也有于右任、吴稚晖等方家的手书,这批书画珍品的文物价值难以估量。据称,其中也有赝品,即使是赝品,也出于清末民初的大家之手,已积淀了一定的文物价值,与当今高仿真赝品不可同日而语,但赝品毕竟是极少数。

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这笔书画文物一直有疏于管理的传闻。1957年,在我高中毕业之后的某日,有位农民模样的人来找先父,以画轴求售,打开后发现是松花道人吴松崖(吴镇)的水墨人物“芦苇渡”,画中的达摩赤足踩一枝芦苇飘行海面,得知是鲁大昌的藏品后,先父不敢接收。时隔40年,在馆藏目录中未发现有此图在册。

1982年,李百川同志在县文教局分管文化工作时,做了件有益的事,即将这批书画全部编目造册,除本部门存档之外,又将打印文本分送公安局、档案馆等多家存档,以便监管。1996年,刘琪同志任文化局长期间,又将这批书画藏品全部附照造册,以便更好地保护原件。

据水天中先生回忆,1957年后的某日,鲁大昌的长女鲁敬受父之托往会水天中的父亲水梓先生,请这位陇上名流为所藏黄庭坚书法长卷题跋,此长卷装裱为雨伞式样。“文革”中鲁敬受株连被押送平凉监狱服刑,入狱时带入一把雨伞,后被其他女犯告密,诬其伞藏“变天账”,管教人员责令缴出,撕成碎片,并当众焚毁。一件货真价实的国宝,就这样灰飞烟灭!正当一件黄庭坚书法长卷拍出4.368亿元人民币天价的消息轰动全国的时候,鲁大昌所收藏的黄庭坚书法长卷的结局只能让人扼腕。鲁敬称,此幅长卷是鲁大昌以每字10两白银的高价购得。

能够留下如此丰厚的文化财富,我说老鲁不俗!

201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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