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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斋漫语

第二章 民风遗韵第十四节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走进甘肃岷县探访世界非遗“花儿”

东方网 2011年10月24日00:04

何继良、朱恬、刘沅

“花儿”是流行于大西北部分地区的一种古老民歌,在中国民间歌谣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珍品之一。由于民歌多为地方土语,加之地域上的局限,很多人并不熟悉这样历史悠久且极富地方特色的“花儿”。

10月,东方网甘肃支教一行来到甘肃岷县,探访这座孕育出“花儿”的西部小城。在岷县团委和宣传部的引荐下,我们有幸认识了当地的文化人——李璘,并邀请他介绍了“花儿”起源、现状与传承。

李璘先生生于1938年,是土生土长的岷县人,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当了30年的中学老师,1998年在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岗位退休。他对于岷县的历史、民俗和民间文艺有颇为深入的研究,多年来醉心“花儿”,著有《乡音——洮岷“花儿”散论》、《耕余集》、《文史漫笔》和《文苑拾英》等多部作品。

10月15日下午三点,东方网采访小组一行四人来到李璘先生的住处。小楼坐落在岷县二郎山入口处的街对面,闹中取静。走进小巷,庭院深深,李先生就在院子里迎接我们,他微笑着上前握手,一副慈祥和蔼的模样,让人顿生亲切。

“到书房里聊吧!”李先生说着,带我们上到二楼。

踏入书房,瞬间感受到一股朴实的文人学者气息。除了怀旧的书桌和沙发,墙上还挂着书法作品和油画像,满屋子的书籍多为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著作,靠最里边的那排书架则全是与“花儿”有关的书。屋里还有一扇窗,正对半山的亭子。据说每年农历五月十七日,人们都会自发来到二郎山参加“花儿会”,成千上万人聚集于此,狂欢三天三夜。若是从这扇窗望出去,定能将人声鼎沸的场景尽收眼底。

采访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李璘先生还特意询问我们是否能听明白岷县方言,在我们表示为难之后,先生便改用普通话,如数家珍地介绍起这极具地方特色的“花儿”。他坦言自己研究“花儿”已有30多年,每次谈到这个起源于家乡的世界级非遗珍品时,总是一半自豪一半担忧。

“花儿”的发源地

“花儿”现如今最被认可的分类是按流派、体系和类型,分为洮岷“花儿”和河州“花儿”。李璘的研究着眼于故土的洮岷“花儿”,因为他认为岷县才是“花儿”的发源地,只有洮岷“花儿”才最接近起源。而与其他民歌比较,洮岷“花儿”更具有原生态特点,因此也更有文化保护价值。

李璘解释道,洮岷“花儿”是在洮河流域农民群众生产劳动中产生的,音乐内容与生产劳动有关,它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洮岷“花儿”始终保持着千年一曲、千歌一调的稳定性。主要有两大曲调,分别为南路“花儿”(即啊欧连儿)和北路“花儿”(即两连儿),它们的基本句型都是七言句式。

李璘认为南路“花儿”的曲调最为单一、起调高亢、流行地域最窄,具有比较原始的特性,是“花儿”中最古老的流派,北路“花儿”是由南路“花儿”演变而来的。而流传最广、形式曲调最为丰富的河州“花儿”与洮岷“花儿”则存在启承联系。至于青海、宁夏等西北部的其他地区,十几个民族各有各的“花儿”,那些分支都是随后才流传和演变开的。

一曲“千年悲歌”

虽然“花儿”的内容多是关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爱情,李璘却认为它的曲调始终是悲情的,甚至可以称为“千年悲歌”。

李璘称,古老的洮岷“花儿”既是故乡民众的心声,也是祖祖辈辈的悲歌。首先,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严酷,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一直都很艰辛,人与自然在不断地斗争。而歌又是由心而发,歌声便是心声。在这种悲惨的处境下又如何能产生欢乐的歌声?其次,中国几千年来以农立国,农民背负着各种苛捐、杂税、徭役的压力,所以农耕地区祖辈的挣扎与呐喊,便通过民歌的形式流传下来。再者,爱情一直都是民歌的精华和灵魂,但迫于现实的各种压力和艰辛,爱情成了人们美好的幻想,歌唱的曲调也自然悲从中来。

听了这样的解释不禁让人感到有些凄凄惨惨戚戚,但李璘却认为正是这样的“悲情”才让“花儿”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尽千年而不衰。“悲情比欢快更具有内涵和人性的情感,悲情的花儿往往能让人产生共鸣,引发的更是对人生的惋叹,有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情愫。”李璘如是说。

李璘还举例道,在万民欢腾的“花儿”会上,进入一个个唱“花儿”的小场面,所听到的“花儿”也多属悲歌。欢腾的气氛常常在几曲“花儿”之后,变得深沉又哀伤。

其实,对“花儿”的音乐结构颇有研究的李恩春先生也曾指出,洮岷南路“花儿”为“六声商调式”,这种曲调的音乐表现为“幽婉凄厉”;而北路“花儿”“从商音开始,音阶式上行到高音宫音后,又下行至商音结束。”这种以幽怨为特征的曲调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定型的,有丧亲之惨痛、思儿之悲戚、怨妇之忧伤、饥寒之哀嚎、抱病之呻吟、离别之凄楚,融汇人生的艰难曲折于音乐之中,酸甜苦辣辛,五味俱陈。

新学派的诞生与“花儿”会

在成功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花儿”的文化价值得到肯定,受到越来越多中外专家的关注,更有一批像李璘这样的文化学者对其孜孜不倦的钻研和探讨。时至今日,“花儿”的研究已渐渐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体系。

如果追溯“花儿”的研究历史,其实才不过短短80余年,对洮岷“花儿”的研讨更不足70年。1925年,一位名叫袁复礼的地质学家来到甘肃考察时发现“花儿”,并在《歌谣》周刊发表“花儿”的文章;而第一位洮岷南路“花儿”的研究者,则是在1947和1948年间发表了三篇关于“花儿”评论文章的孟平。对此,李璘称孟平为当地“花儿”研究的先行人和启蒙学者。

除了有专家学者的研究,“花儿”会的存在让这个传承千古的民谣得以在民间继续流传。

遥望窗外的二郎山,风景如画。它的名气除了源于红军长征时期的二郎山战斗,还在于传统的“花儿”会。李璘介绍到,岷县是洮岷“花儿”的流唱中心,每年农历五月都有一系列富有特色的“花儿”会,尤以五月十七“二郎山花儿会”为最。届时,全县及周边十余县群众云集二郎山,只见花伞层层,树荫下、草坪上、凉亭里,人群簇拥着歌手,对唱、独唱、小唱(小范围的对唱),唱和之声此起彼伏,盛况感人。据说,在岷县人民的心目中,五月十七“花儿会”享有与春节同等的地位。

“土壤”的流失与传承的乏力

学界对“花儿”的研究与“花儿”会的红火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李璘却为此感到一丝痛心和担忧。“这几年的花儿会上居然有人唱流行歌!还有人把花儿歌手包装送到中央电视台!”李璘的担忧似乎让人有些莫名诧异。

原来李璘担心的不是没人唱“花儿”,而是原生态“花儿”面临的“流变”。他用了“巨变”和“崩溃”两个极端激烈的词来形容这样的“流变”。

李璘坦言,“花儿”源于农业生产,千百年来西北部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让“花儿”得以代代相传并保持原生态。然而如今社会发展,西部开发让农业经济发生巨变,“花儿”的流行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外出打工。“花儿”赖以生存的土壤正在渐渐消失,那么离原生态“花儿”的衰落甚至消亡还会远吗?

其实李璘的担忧不无道理,对于这种即兴创作的民歌而言,唱词反映了歌手才思和人们生活现状,所谓原生态“花儿”正是原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反映。

李璘还提到“花儿”歌手化妆、穿上戏服在电视上参加各种比赛。对于这种起源于田野乡间的民歌,李璘认为它还是更适合回归乡土,至于电视里为满足观众审美包装出来的产物,是变了味儿的“花儿”,更谈不上文化的传承。

“农业进了温棚,花儿也进了温棚。”李璘在谈及“花儿”的传承与保护时感叹道。

正如其他非遗的保护一样,“花儿”传承面临着尴尬的窘境。李璘称如今原生态“花儿”的保护手段有限,主要是保护继承人、录制影像资料、文字记录唱词、拍摄“花儿”会场面等等。

言毕,他苦笑着感慨:“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些就都进博物馆了!”

采访的最后,李璘先生唱了一曲“花儿”:“把我丢在远路上,你要思念我在想,参念一声眼泪淌。眼泪淌了两大缸,一缸和泥抹光墙,一缸给你洗衣裳。”

不知为何,离别时我们感到了一丝淡淡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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