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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斋漫语

第二章 民风遗韵第十一节 “话儿”小议

1925年3月15日,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82期头版刊发了地质学家袁复礼《甘肃歌谣——话儿》的文章,并附有他在甘肃收集到的“话儿”词30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把甘肃的“话儿”即“花儿”公开推介于顶级刊物的第一人。1929年,朱自清教授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歌谣》,讲义中吸纳了袁复礼关于甘肃“话儿”的内容。

可以认为,袁复礼的文章,是“话儿”(“花儿”)研究的开山之作。对此,当今的“花儿”学界应该没有异议,但对“话儿”一语的表述却不以为然。认为是由于语言不通,“将‘花儿’误记为‘话儿’”。郗慧民教授如是说,魏泉鸣教授也如是说,“花儿”学界的专家学者们都如是认定。仔细想来,也未必如此。我以为,倒是“话儿”的表述触及了这种民歌称谓的本真,不应该视为“误记”。

“花儿”是一源多流的民歌,洮岷“花儿”尤其是洮岷南路“花儿”是其先声,“花儿”的源头在洮岷文化圈,其称谓的源头也在洮岷地带,对其称谓的渊源,应在洮岷方言中寻找根据。在洮岷方言中,“话儿”与“花儿”同音、同韵,为复合音、儿化韵,在方言表述中二者并无区别,读音均为huaer,在称谓和词体中,均占一言位置。只是在南路“花儿”流行区读作第三声,而北路“花儿”流行区却读作第一声。洮岷方言中,把讲故事称为“说古话儿”,此处的“话儿”仍然与“花儿”同音同韵。和所唱一样,说的也是“话儿”。唐宋以来,把讲故事称为“说话”,把讲故事者称为“说话人”,这似乎可以成为“话儿”词语的旁证。

“花儿”不同于创作歌曲,是为民间诉情、诉怨、诉苦的原生态文艺形式,表达的多是群体感情。在洮岷“花儿”流行区,小群体尤其是妇女,有冤、有怨时,多会知心相聚,一诉为快,是一种感情的释放。在这种场合,往往是诉说与诉唱的结合,说的是“话儿”,唱的也是“话儿”。人们小聚,说“话儿”,唱“话儿”,是倾诉真情的常态。当今流行的“花儿”词中“花儿本是心上话,不唱由不得自家”,所表达的就是这种原本的情境。

我以为“话儿”是“花儿”的源头语,“花儿”则是“话儿”的流变语。这种流变有两种通道。唱“话儿”的是民众,记述“话儿”的是文士,“话儿”与“花儿”同音韵,哪怕是当地读书人,也未必深入民众的心声,所用术语,一开始就产生差距。“花儿”变成书面语言之后,民间的复合音也被文化人分读为两个单音。自明代以来,“花儿”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朝人高弘的诗作中,清人吴镇的“花儿饶比兴”是第二例。另一通道是“花儿”流变本身。由洮岷的“话儿”,演变为河州的“花儿”,由于源头语中二者同声,于是在不知不觉中“花儿”取代了“话儿”,不管这一演变是怎样出现的,流唱地区的民众全无知觉,一切都发生于无形之中。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以后张亚雄和慕少堂等先行者的论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们沿用袁复礼的“话儿”原语,沿流下来,其运用也会像当今的“花儿”称谓一样自然。于今观之,“花儿”已成为惯称。我们只好庆幸在流变中产生的这一美好的后继称谓。

不论是真正地体察到源头称谓的本真,抑或是巧合,我们都应感谢袁复礼为我们保留了“话儿”这一原本称谓。时至当今,确实具有活化石的价值。

2011.8.27

袁复礼(1893—1987),字希渊,河北徐水县人。地质学家,中国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先驱,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会员之一。参与并领导过“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任中方代理团长,获瑞典皇家科学院“北极星奖章”。与安特生一起从事过“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地质系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西南联大教授、北京地质学院教授。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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